【首尔=东北亚新闻】“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其长期工作和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发展起来的。他的许多思想不仅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而且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新闻记者/蔡如鹏 中共十八大以来，围绕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内容丰富，相互联系，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其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是一项重要内容。如何更好地领会、把握系列讲话精神？中共党内著名理论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是一个具有思想内涵和逻辑联系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围绕着“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思想。 
▲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阐释了“中国梦”概念。图新华
 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 2014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 日这段时间内发表的79篇重要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为海内外读者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权威的文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评价说：“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截至2016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已被翻译成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德、日、俄等30多国文字，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突破了620万册。该书是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在李君如看来，“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应该是我们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文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共有十八章。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位参与该书编辑过程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书在文章编排上有一个经过研究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既是一个文章的编排结构，也是思想理论的叙述结构，而其体现的就是思想理论各个观点相互联系的逻辑结构。鉴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权威性，该书所收入的内容和编排结构，也成为很多理论学者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文本和重要依据。李君如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书十八章可以分成八个板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五位一体’总布局”“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外交总布局”和“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其中，第四章到第八章的编排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次序编辑的，体现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总布局；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则围绕着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展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入的文献截止至2014年6月，这以后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还没有收入。因此，习近平在后来阐述的“经济新常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化自信”“军队改革和军委组建”等重要观点都没有收入这部著作。不过，李君如认为，这些观点都是这部著作关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文化建设、军队改革等章节的内容，“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突破这部著作的结构”。有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把钥匙，再加上这些年的跟踪研究和理论思考，李君如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归纳为十个部分：1.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目标；3.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 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总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5.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6.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7.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9. 坚持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10. 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前五个讲的是治国理政的纲领、目标、动力、布局和中心任务，后五个讲的是实现目标任务的保证，包括根本的法治保证、思想文化保证、安全保证、国际环境保证和政治保证。”李君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思想体系。”2016年4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该书在前言中特别指出，《读本》的框架结构，是基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设计的。《读本》分为十六章，从编排结构看，与李君如归纳的十个部分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读本》一书把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关的章节放在一起讲述，同时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除了总体阐述外，还把每一个方面单列成章，做了详细讲解。就逻辑结构而言，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归纳，与《读本》一书更为接近。韩庆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它们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的关系，我概括为‘一体两翼’。” 韩庆祥说，“‘一体’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翼’就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的归纳更加概括。他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归纳为：一条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一百年”目标、三个价值引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新发展理念。他说，这五个方面一环套一环、一扣连一扣。有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就要进一步明确这条主线的指向，即实现“中国梦”；有了这个目标，就必须明确实现目标的价值导向，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价值引领，还要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这个战略布局，要靠五大新发展理念。不论哪种归纳方式，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已为大家所熟悉。2016年7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文章中写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基础性、标志性的重要思想、重大战略，是构成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四梁八柱”。同时，黄坤明还在文章中强调，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 战略思维的形成轨迹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并非易事。习近平在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不少人感慨地对他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对此，习近平曾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不少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统揽全局，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了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也有一些学者把这一特点总结为具有战略思维，并加以论述。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2016年5月就曾在《学习时报》头版上发表长文，专门论述习近平注重运用战略思维治国理政。在这篇题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想》的文章中，何毅亭写道：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由56个民族结成的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复兴，一个有13亿多人口、幅员960万平方公里的东方大国要保持长治久安，没有战略谋划和战略构建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确立战略愿景到构建战略布局再到推动战略合作，从筹划战略决策到实践战略部署再到坚定战略意志，无不体现了习近平的战略思想。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在参观过程中，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后，习近平又在国内外很多重要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刻阐述，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统一思想后，习近平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从制定“八项规定”开始，中央政治局带头，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接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上，制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的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在此基础上，习近平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并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战略。在李君如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全局思维、战略思维。他说，这既是破解治国理政时代难题的战略布局，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韩庆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一般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相对注重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另一种是相对注重破解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潜绩”。“显然，习近平更重视第二种思路，敢于直面并注重破解难题，化解矛盾。”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就是从对问题的高度关注来切入和突破的。“从党的十八大后开启的反‘四风’到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问题倒逼改革’，到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都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他说。在韩庆祥看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总体上是围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后确定目标并为实现目标精准发力而提出来的。“问题导向、目标指向和精准发力，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发地和生长点，也是其逻辑起点。”除此之外，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特点。2012年11月，习近平刚当选总书记后，同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一道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在讲话中提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久，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他又明确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这是从执政党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人心向背、人民拥护的重要性。在对“中国梦”的阐释中，这种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大众代言的立场体现得更为鲜明。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还把人民立场提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访时，明确讲道：“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是他在治国理政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李君如说。他认为，不论是战略思维，还是问题导向、人民立场，都表明中国正在有针对性地破解国家治理中的种种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治国理政方式和治国理政能力。 “发展起来”的时代背景 一个领导人有一个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一些理论工作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顺应世界历史和时代潮流的理论应答。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13年的35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9.8％。到2013年，人均GDP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35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汪玉凯说。但他认为，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中国经济经过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下行压力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同时，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导致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在汪玉凯看来，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美国华裔学者熊玠曾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披露，晚年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感知。一次，他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说，“（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时代命题，后来也被熊玠称为“邓公之问”。“小平同志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说，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1978年算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一个是欠发展时期，一个是发展起来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欠发展时期。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的是欠发展时期凸显出来的根本问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论断后，中国正式步入了‘发展起来时期’。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要回答的是‘发展起来时期’所凸显出的根本问题。第二层则是说，发展起来时期的问题比欠发展时期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严峻。有个哲学家曾说，当一个人只为肚子而苦恼的时候，他只有一种苦恼，而当肚子的苦恼解决之后，他会面临无穷无尽的苦恼。这就是说，发展起来以后的苦恼更多。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交到了习近平手中。”韩庆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韩庆祥看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正是在中国由欠发展时期走向“发展起来时期”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很多提法都带有这个时期的特点。“比如坚定‘四个自信’‘提升国际话语权’，在欠发展时期不会提出来，如果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也不用特别强调。只有当中国发展起来了，但还不是很强大、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这个特殊的时期，才会提出这些命题。”除了“由欠发展时期走向发展起来时期”外，韩庆祥认为，“由大国成为强国”“由物质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由‘以物为本’的发展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也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他举例说，比如在欠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物质驱动。这个物质驱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素驱动，一个是投资规模驱动。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明显转向了创新驱动战略。“中央政治局围绕创新驱动这一主题学习了多次，五大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个也是创新。”韩庆祥说，“很显然，习近平是把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来讲经济发展的，就是说经济发展有一个动力转换，即转换到创新驱动上。”在他看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思考和研究当前中国和世界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它的提出，不仅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而且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飞跃。韩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邓小平执政时期，主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讲的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到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动力、平衡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国家治理。习近平讲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认为国家治理得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他说。韩庆祥认为，这四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全面推进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飞跃。李君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他说，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再有30年时间，也就是到2020年左右，改革能够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决定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八个字写进党代会报告，意味着这一任务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什么叫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呢？”李君如说，习近平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要求，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思路，既坚持又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追溯历史的思想原点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党校曾组织力量对习近平担任县、市、省主要领导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发表的讲话和著述进行了集中学习研究。后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本溯源 融会贯通》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绝大多数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他这些（十八大以前的）讲话和著述中都能找到原点。”比如关于改革。在30多年前，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专门讲到综合改革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改革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大婆婆”开明了，“二婆婆”又管紧了。他由此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福建宁德工作时他提出，总体改革的设计必须是目标方案、过渡性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相互衔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他多次提出要善做善成，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强调改革要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及全面深化改革。何毅亭认为，其中不少内容就是对他之前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比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他在正定提出“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到在宁德工作期间鲜明提出“我们很有必要树立‘市场为主导’的战略思想”，到他在浙江多次强调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到十八大以来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循序递进的认识，反映了习近平对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再比如在作风建设方面，习近平在正定就曾制定“六项规定”，在宁德制定“十二项规定”，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制定的“八项规定”中就贯穿和体现着习近平对以往做法的总结和提炼。此外，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大力推动“法治浙江”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这些成功的实践，可以说是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先声。上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曾在河北正定县工作。2015年，中共石家庄市委、正定县委整理编辑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的文稿，辑印成书《知之深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这也是继《摆脱贫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之江新语》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后，习近平的又一本著作。韩庆祥对《知之深爱之切》进行了仔细的研读。他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的很多思想，如从抓党风建设（反“四风”）入手，强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等，实际上可以从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的讲话中找到历史基础。与此同时，理论研究者们还在习近平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中，发现了不少他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比如，敢于担当。他在正定就提出敢于碰硬、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于解决问题，具有敢当改革者“保护伞”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与中外记者见面，就谈到了责任和担当。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在他的宣讲稿中特别谈到了习近平的担当精神。施芝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六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曾对起草小组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担任党的总书记后，每当想到我们党和国家有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时，我就寝食不安。在我担任总书记后，我是要坚持做好党的建设和管党治党中某些短板的修补工作的，我决不可做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我如果不去做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事情，那就是不担当，就是不负责任，就是不够格。”求真务实、发扬钉钉子精神，被认为是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的又一政治品格。韩庆祥说，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曾以“哲欣”为笔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232篇短评，并于2007年集结成书出版。其中，在《抓落实如敲钉子》的短评中他指出：“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求真务实更是成为他鲜明的执政风格和工作作风。” 韩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亲自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还担任一些重要小组的组长，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重视求真务实抓落实的执行力”。“通过对比习近平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其长期工作和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发展起来的。” 韩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许多思想不仅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而且具有历史必然性。”（实习生吕银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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